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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论述

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那末，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过之而无不及。必须指出，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的工作；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很努力忙得很，但是实行的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从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３８－１９６５年）第１５２页－１５３页

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　　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３８－１９６５年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１９５７年４月８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３８－１９６５年）》第２５８页

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此外，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８页

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象话，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象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吗？没有啊！现在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好象是理所当然。近来上访人员很多，其中确实有少数坏人，也有一部分人反映的问题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当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映的许多问题，按照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于这些应该而又能解决的问题，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漠不关心，久拖不决，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这就是非常错误和不能允许的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总之，搞这个生活待遇的规定现在是时候了。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１９７９年１月２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０页

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过去是很好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林彪、“四人帮”极大破坏了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但是，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一些脱离群众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内，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已经有了，但远没有现在这样厉害。当时大家都能自我约束，对群众比较关心，现在不同了。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很多同志根本不去同群众接触，一个天下足球网的负责人，不去跟学生谈话，甚至于跟教员都不大接触。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００页）

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中央已经作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作更多更严的规定。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６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驰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纪律相当废驰，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６日，选取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得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是，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指示还为纠正这一类缺点，作出了若干规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的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８９－２９１页

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年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２９１页

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已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署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９２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机制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９３页

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完成。现在说一下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了，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亲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现在，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有些减弱、工作方法也有一些粗糙的地方，这些都妨碍党与群众的联系。只有大力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调整中的许多困难才容易克服。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严格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选取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这个文件，我看是一个重要的文件，这是讲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实际上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报上登的一个从宽处理的，贪污六千元；一个判十五年徒刑的，贪污五、六万元。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材料说明，也是在这一两年白银黄金大量走私到香港，单单这一笔，就使国家损失大量外汇。好多钱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未，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０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同经济犯罪活动作斗争。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　　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这样来认同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至少讲了两年了。还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现在我们不但发这个文件，而且要坚决地去做。四月五月每一个省里抓几个大案。这跟反右倾不同。反右倾容易混淆，容易搞错。哪样叫右倾，哪样叫“左”倾，往往搞不大清楚。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所以，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现在看起来，太重也不行，但是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这个问题要认真的搞，而且在近期要抓紧，处理要及时，一般地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2年4月10日，选自《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8页）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再进一步，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要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如果到本世纪未，还有十八年，每一天都会在斗争。我想，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前面三件事已经放到日程上了，后面一件事还没有放到日程上。但是，前面三件事也联系到党风问题。对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不就是整党吗？贪污分子，贪污数量很大，就是坦白从宽，再宽大，党籍总要开除吧；如果在军队，军籍总要开除吧。再宽，也不能宽到连党籍军籍也保留，甚至于还升一级吧。这说不过去嘛！党籍、军籍、公职都应该开除。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否则，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呀？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当然，毛病还是会出的，其他方面也可能犯错误的，但是不会很大。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开头要有点声势，这样至少可以挽救一些人，包括那些自首投案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点声势，拖拖拉拉，下不了手，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０日，选自《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３５８-359页

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整党要遵照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者缺一不可。党章对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党组织应该要求每个党员逐条对照，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必要时候要采取纪律措施。每个党员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３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４４页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是要抓紧查处，抓住典型。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就是要从具体事件抓起。经济犯罪的案件，在国外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还有搞特务的案件，都要抓紧处理。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好，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扯涉及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没有解决，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就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１９86年1月１７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５２页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还是我们过去的想法，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为什么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今年开始，真正抓两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的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７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５４页

就这样下决心抓，也要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书记处抓整顿风气抓的好，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在整顿风气中确实有一些人要开除党籍，要清理一下，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的努力不行。十年育人嘛！“文化大革命”十年，青年一代中毒相当深，有些大学生闹事就是同这种遗毒有关。前两年抓整顿风气这件事，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犹豫不决，明明白白的案子，这里调查那里调查，这里批那里批，批了调查，调查了批，好几年处理不了。有些案子该断即断，抓住事件的主要问题，查清了就处理。也有个雷厉风行的问题啊！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７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如何关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有一个蓝图。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的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３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动乱平息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重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次事情总的说还没有完啊！目前学生还没有上课，就是上了课，也还会上街。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总之，有一个新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297页

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１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００页

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顶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的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０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教育，不单纯是对天下足球网、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306页

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惩治腐败。第二，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惩治腐败  。开放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国务院来做。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只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我跟美国人讲，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在某些人来说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诱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挫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惩治腐败的问题，请你们专门议一下。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314页

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拒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的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矫正的措施不得力。腐败现象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动乱就平息不了。这次动乱不平息，我们今天哪能在这里谈话？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作出了牺牲，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如果那些搞暴乱的人得逞，就要发生内战。内战要是打起来，胜利肯定是我们这一方，但不知要死多少人，伤害多少人的感情，那才是伤筋动骨呢！这次不果断处理不行。平息暴乱中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这是我们的方针。不采取坚决措施平息暴乱，后果难以设想。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26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

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对腐败。总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发展的，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前一段消费过热，我们给人民打了招呼，要过几年紧日子。我们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页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1月18日-—2月21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很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现出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吃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有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１日。选取自《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８－３７９页

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办实事，多做少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１日，选自《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８１－３８２页